分主体看，相较于执业者对专家作用发挥给出高达90%的好评与中评来说，法学专家群体显然认为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很不够（好评率仅38.1%、差评率为19%）。

华盛顿州西区法院 该法院2012年3月收到了视频录像的申请，但一直到2012年10月录像设备才到位，然后才开始全面实施试点项目。鼓励证人讲真话（24人，占22％）。

[12]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参与试点项目的所有法官都对调查作出回应，因此记录诉讼程序的法官人数与完成调查问卷的参与人数并不一致。也有时候，一两名工作人员完成大部分任务。或向陪审员释放证人或证词特别重要的信号（70人，占65％）。如果在未来的诉讼程序中允许视频录像，97%的受访律师表示他们会或可能会参加，85%的试点法院的法官也同意此观点。法院认为法官和律师秘密谈论庭审录像或讨论时只接受口头反对的情况难以追踪。

如何处理受访者无意见的答复这个问题需要单独处理。使法官更加戏剧化（82人，占77％）。因此，本文认为习近平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既要建构理顺党和国家关系的新宪制安排，又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些人想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对习近平时代的定位不能局限在党史、共和国史和中华文明史，而是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入到全球文明史。在危急的历史关头，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是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可谓力挽狂澜。如果说中华文明曾经面临佛教的挑战而经由宋明理学实现了伟大复兴，从而将中华文明从华夏本土扩展到整个东亚，那么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新教-自由主义的挑战，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中华文明的再次伟大复兴，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

正是由于共产主义哲学理念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建构之间的内在张力，引发毛泽东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这些原则和理念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

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像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那样试图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而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了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

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了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如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套革命建国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

一旦重新掌握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分析工具，那么斗争品格必然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教传统的复兴，它必然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然而，面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这里所说的人需由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提供具体的所指。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回应历史天命的政治表达。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就是中国人以国家主人的姿态和斗争精神不断探索一条独立的现代化道路。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第四个阶段。正是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绝不可能回到中国的过去，而必然是旧邦新造。

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习近平就主张写入这句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共产主义，都是源于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概念。

三、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二个定位是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定位。共产主义不仅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且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因此，中国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无疑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殖民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直到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不仅来源于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更是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解经方法。党的十八大报告由此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霍布斯、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都将争夺主人地位的斗争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多元一体系统，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

【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来解读习近平时代在党史、共和国史、中华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迫使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机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不仅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且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